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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間:國際司法管轄權劃分案例

12 Aug

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爭議持續發酵,其焦點在於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的權力劃分與讓渡。官方和輿論常引用英法鐵路和美加機場的清關安排為例,而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轄權安排,實際更為多元,在此列舉3個例子,以拋磚引玉。

當今世上絕大部分地方被置於不同國家管轄之下,然而亦有例外:南極、公海、國際海底和領空以及外太空等,都是處於國家主權外的「無主地」,根據國際公約屬於「人類的共同遺產」。這些「無主地」的司法管轄權一般採取「船旗國」原則,即由涉事者身處的船舶、飛機或科學考察站等的所屬國家來行使。

國際太空站司法權歸所屬國

至於由美加日俄等國和歐盟共同建造的國際太空站(ISS),其性質類似「國際領土」。由於人類進行外太空活動持續增加,且由政府擴展至企業和個人,亟須對司法管轄權作出規範,因此ISS的參與國從計劃起初即簽訂《政府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等一系列文件,構建ISS的法律框架,同時制訂《ISS行為準則》,對站內太空人的活動、資料保護、處理衝突和騷擾等情況,均有清晰規定。

總括而言,科學研究、知識產權和商業活動等民事領域採取「船旗國」原則,由太空站內各組成部分的擁有國分別管轄。值得注意的是,若發生如打鬥等刑事性質的事故,則按涉事者的國籍,將其引渡回所屬國家跟進,或經協商後取得該國同意,將涉事者轉交受害者的所屬國家處理。由此可見,參與國對於ISS的司法管轄權是依照案件的性質劃分,並非如「楚河漢界」般各自包辦。

主權國家內部的司法管轄,亦非鐵板一塊。一國為了某種目的,或會在其領土內劃出特定範圍,實施不同法制,形成獨立的司法管轄區,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下稱杜拜國金)即屬典型案例。

杜拜國金中心自訂司法系統

杜拜國金是阿聯酋政府根據其憲法第121條所設立的「金融自由區」,有本身的管理機構和法律規章,並設置以普通法為基礎的司法系統,延聘來自英澳馬星等普通法地區的資深法官坐鎮,以加強國際認受性。

杜拜國金的法庭對於涉及商業糾紛、僱傭關係、稅務、信託等案件,擁有完全獨立於阿聯酋和杜拜的司法管轄權。自2011年起,該法庭的管轄範圍更延伸至「境外」案件,經涉事各方同意可訴諸其審理,可是在擴充權力的同時,亦產生如何在區外執行法庭判決的問題。

杜拜國金的獨立司法管轄區安排,開宗明義是與國際商務法規接軌,以吸引外資進駐和推動經濟發展。其司法管轄權雖歷經變革,始終沒有擴展至刑事範疇,皆因企業間的民事和商業訴訟,主要涉及利益糾紛和契約爭議等情況,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較易取得共識和接軌。而刑事執法則牽涉各種罪行的性質、定義、判斷和罰則,背後反映不同社會各自的價值觀念、倫理規範和人權保障,且攸關社會安全和穩定,除非特殊情況,不會輕易將刑事執法權讓渡。

馬耳他騎士團主從關係實例

最後一個案例是馬耳他騎士團(SMOM),為已成立超過9世紀的天主教修會,亦是在國際衞生和人道援助領域獲廣泛承認擁有功能主權的特殊實體,有自己的憲章、政府架構和司法體系,其地位得到梵蒂岡認可。儘管如此,作為天主教會之首,教宗通過其委任的代理人,監督SMOM的宗教事務以促進其「靈性利益」,而教宗本人亦可直接介入,擁有最終「釋法」和裁斷權,一切彷彿似曾相識。

SMOM一直實行高度自治,教廷鮮有干預其內政外務,惟年初的突發事故,顯露兩者的微妙關係。事情源於SMOM領導層不和,作為騎士團之首的大教長與「四大臣」之一的外務大臣分別屬於保守派和自由派,後者因一宗具爭議的舊案而被革職。教廷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大教長認為事件屬SMOM內部事務,應由本身司法程序處理,拒絕承認該委員會, 引發軒然大波。

事件反映SMOM雖有獨立的司法管轄權,然而,作為隸屬教廷的特殊實體,其處理內外事務的功能主權建基於教廷的認可,在地位和權力上有主從關係。大教長或可堅持自行其事,惟亦可能因而令SMOM失去「宗主」教廷的「背書」(Mandate)。最終大教長在與教宗會面後提出辭呈,而專責委員會經調查後撤銷對前外務大臣的指控,使其官復原職。

前述案例分屬國際、國家和屬領等不同層次,揭示世界各地司法管轄權劃分的多樣性,從中可梳理出3點觀察:

(1)從ISS的案例可見,無論採取「船旗國」或涉事者國籍的原則,司法管轄當局之間一般會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質,通過協議釐定彼此權限和執法安排,而非單純地作一刀切式的劃分。

(2)不論國際和國內範疇,司法管轄權限的讓渡,皆以民事和商事為主。刑事領域因關係到社會安全和公民權利,基本上仍由不同司法管轄區各自掌握,將刑事權力完全讓渡予另一司法管轄當局的情況罕見。

(3)若司法管轄區之間處於主權從屬關係,法理上屬領一方雖有自身的司法管轄權限,由於其所擁有之法理地位和政治權力始終源於「宗主」的授予,在互動中難以避免由後者主導。然而,倘若「宗主」過度介入,勢必影響屬領的制度公信力以至其在國際上所享有的獨特地位,「宗主」和屬領的國際形象和利益俱會受損,恐非各方樂見。

以上個案各有成因和背景,雖未必放諸四海皆準,相信仍能為其他司法管轄區在劃分權限時帶來啟示,避免因「一次性」誤判而出現「下不為例」的困局和尷尬。

原文刊於《信報》2017/8/12丨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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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on 2017/08/12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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